宋金时期，虽然受城市娱乐风气的影响，戏曲活动极为兴盛，相继出现了杂剧、南戏及院本等诸种样式，戏曲形态因而走向成熟，但据现存史料，此阶段表演过的戏曲只有存目，并无剧本传世，这使我们对于当年戏曲繁荣的状况只能进行无限美好的想象。但元代却不同，不但产生了数量众多、才华卓越的戏曲作家，而且还涌现出大量个性各异、技艺高超的戏曲表演家，同时还留下了魅力永存的诸多作品。所以真正将我们带入生动传神、精彩斑斓的古典戏曲天地的是元代，它是古典戏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正因为如此，当王国维满怀深情地回眸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学时，不禁感叹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代戏曲就类型而言，包括杂剧与南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杂剧。
元代杂剧是在金代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杂剧’之说，唐为‘传奇’，宋为‘戏文’，金为‘院本’、‘杂剧’合而为一，元分‘院本’为一，‘杂剧’为一。”导致元代杂剧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与北曲的盛行有关。从金代开始，随着女真族与蒙古族的相继入主中原，北方音乐一并被带入到中原大地。北曲所用乐器非常独特，这使得它表现出与中原传统音乐不同的风格，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28《乐曲》：“达达乐器，如筝、、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北曲的特点是节奏感强、高亢激越，听之使人精神振奋。如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明清人曾对它的这种特点做过非常生动的概括，如明代沈宠绥称之为“雄劲悲激”（《度曲须知》），明代王骥德有“且多染胡语，其声近，所以杀”（《曲律》），清代焦循有“劲切雄丽”的评价（《剧说》）。独特的风格使北曲赢得了百姓的普遍喜爱，终而压倒中原传统音乐，风靡天下。明代徐渭《南词叙录》：“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杂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
其次，与元代城市的极度繁荣有关。元代的大都，是东方的大都会，《马可波罗行纪》对其宏大的规模、密集的居民、繁华的商业及富庶的经济等做过非常生动的记载：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千车。
除了大都以外，还有一些城市，经济也极为兴盛，如杭州。随着南宋的灭亡，阻隔近百年的南北交通变得畅通无阻，这带动了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受其影响，南方得到快速的发展，杭州随之又成为全国新的文化与商业中心。元代城市的扩大与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多以及市民们娱乐需求的骤增。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艺人们纷纷从乡村涌进城市，从小城市涌向大城市，这使得元代从事歌舞的艺人数量空前惊人，元人夏庭芝《青楼集》虽然略带夸张，但却道出了当时的盛况：“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由于杂剧自宋代以来一直就深深地扎根在市民阶层，成为勾栏瓦肆中常见的表演节目，所表演杂剧的艺人自然活跃。仅元代夏庭芝《青楼集》所载，在大都活跃的杂剧演员就有二十多人。
三是元代文人生存状况的悲凉。元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同时长期取缔汉王朝自隋代开始便一直采用的选择人才的科举制度，即便到了元末科举制有所恢复，但无论在考试难度及录取人员的数量上都对汉族士人作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因而最终录取的、并被及时任命的汉族士人是少之又少的，明代叶子奇《草木子》卷4“杂俎篇”：“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这给元代文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的生存状况普遍悲惨。元代郑所南《心史》有“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谢枋得《叠山集》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虽然两者对元代文人在国民中的排序有所差异，由此得出元代文人地位卑微的结论应当是可信的。翻阅元代的典籍，我们会发现，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者，比比皆是。贫困、饥饿、饱受时人鄙视，是元代文人生存的常态。他们中能够坚守儒业者，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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