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的家学渊源，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热腾腾的糨子味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老花镜腿，费劲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混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了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金家的老小，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
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四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的事，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敢认了。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喝得上高末？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摆的那一溜画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了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布的花纹、质地贴出图画的效果来，很有些印象派的味道。他指着一幅有冰雪瀑布的画对我说，那张布画曾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
我说，老七舜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交流交流，您老哥俩准能说到一块去。
张顺针说，你们家老七那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人家那是艺术，我这是手艺。
我说，老七可是一直念叨着您呢，他想您。
张顺针说，谢谢他还惦记着我，其实我们连见也没见过。
我说，怎么没见过？见过的。
张顺针问在哪儿见过。
我说，那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您上我们家来……天还下着雪……
我本来想说他来报丧，怕伤他自尊心，只说是下雪，让他自己去想。
张顺针还是想不起来，在他思考的时候，他的头就微微地颤动，我看到了他稀薄的头发下那两个明显而突起的包。那曾经是父亲寄予无限希望的两只角。
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如此。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过了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层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相隔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
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说，别价，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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