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混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象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马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作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不是雀儿，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他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啦啦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嗯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袼褙，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桥儿的一道风景。
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房塌了，南面是一溜墙，有棵歪斜的枣树，死眉瞪眼地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子在撕铺衬，往板子上抹糨子，将那些烂布一块块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袼褙，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朝气蓬勃。
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糨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
父亲叫了一声六儿，半大小子嗯哪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
这时，从北屋里闪出个四十岁左右的白净妇人来，脑后绾了个元宝鬏，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底蓝花的绣花鞋不沾一点土星，浑身上下透着干净利落，透着精神。
父亲让我管她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胰子味，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牌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胰子味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
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卧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晶晶的，东西归置得很是地方，摆设安置得也很到位。
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
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该有他自己的屋子了。谢娘说这些的时候，完全是把父亲当作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她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
父亲很舒坦地喝着一种叫作高末的茶，所谓的高末，就是茶叶铺将卖剩的各类茶的渣子归拢在一起，以极便宜的价格卖出，这种茶很香，只能喝一遍，第二遍就没了颜色。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张家长李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中，这完全是另一个父亲，一个陌生的我从不了解的父亲。在金家，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十四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得可以，言外之意是四爷真是糊涂得可以。
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
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
小子很不情愿地看了他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
谢娘说，叫呀，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
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地崩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很大程度他是冲着他的母亲叫的。我毕竟年纪小，对这个爹的含义相当模糊，在我们家里，没有人管父亲叫爹，我们都叫阿玛，现在桥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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