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御马
一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京剧《盗御马》窦尔敦
1968年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等农村、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丢失了北京人的身份。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打不散、压不垮的老三届。其实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做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乎乎的，地上飘荡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
到铜川天刚亮，每人发了两个热腾腾的馒头、一碗小米汤、一块硬邦邦的咸菜疙瘩。饭食虽粗粝，但味道纯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粮食供应，也是粗细搭配的，能吃到纯白面的大馒头也很不易。除了感到陕西人的实在，便是这顿饭的及时，一天多的火车已让人疲惫不堪了。我站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外头，吃馒头喝粥，咬了一口咸菜，差点没咸一个跟头。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宝莲子粥，想起了母亲的豆汁稀饭和北京“六必居”的小酱萝卜，眼圈一热，泪水在眼里泛出，很快化作鼻涕繁衍在鼻腔，自责自己小资情调太重，真是应该下去好好改造的。看周围，许多知青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肉松和煮鸡蛋，这些我都没有，我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副铺盖和给知青发的一套藏蓝的棉袄棉裤。
席棚上贴着纸，写着“北京知青接待站”，当然是临时的，只要我们一走，席棚就被拆了，再找接待站是休想。看来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事实也证明，自从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我们从身份到归属，已经属于了黄土地，属于了陕西省。吃完饭换汽车，在敞篷解放车顶上，迎着西北的硬风又颠簸了大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许多人围在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看我们，表情漠然，说不上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三五个人在敲锣打鼓，一看便是受命于组织，没有激情，作为一种任务在完成，咚咚锵，咚咚锵，机械而单调。一条写着“欢迎北京知青到刘家河安家落户”的横幅，因为大风，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刮没了，意思只能猜测。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却说还要继续前行，于是行李又被挪到了驴车上。来接我们的人说我们还要步行二十里地，才能到达插队的点——后顺沟。
天快黑了，我跟在车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蹚，脚踩在泥泞不堪的黄土路上，心里一片迷茫。往前看是黄土，回头看还是黄土，左边右边依旧是黄土，太阳已经沉到西边黄土里头。离家越来越远了，我知道了中国还有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些无边无尽的黄土都是从哪儿来的？小时候用模子扣泥饽饽，那黄土还要老七到北京黄土岗去买。北京的黄土岗不光出黄土，还出鲜花，崇文门同仁医院对面有黄土岗专门的花店……
前面驴车上有我的行李卷，塑料单子包裹的一个小花被和一床薄薄的褥子。行李卷捆得很结实，透过淡黄的塑料布能看见被子上细碎的花朵，那花朵如同眼前的黄土一样，越看越觉得陌生。随着车的颠簸，行李卷左右晃动，有几次要滚下车来，被赶车的推了上去。赶车的是个年轻人，是后顺沟的队长，自我介绍说叫发财。发财这个名字很坦率，很直接，我一下就记住了。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拿发财的名字开玩笑，发财也不恼，拍着驴屁股，跟着大伙一块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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